原本为方便市民出行而修建的道路，现在却因“钉子户”很难“方便”起来。
　　从7月9日至13日，北京的雨连续不断。虽然打了很多次“补丁”，但只要一下雨，张长福家的房顶就会漏水。“习惯了，头上滴水就拿个盆接着。”张长福的妻子刘英说。“以前房子没修的时候，下大雨，水都漫到我膝盖这么高了。”张长福向记者比划着。

他们是北京“最牛钉子户”。
　　走出张长福的平房陋室，外面是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路，路上车来车往，川流不息……
　　谁都能看得出来，张长福的家成了这些车流必须避让的“堡垒”——这个青灰色与白色水泥墙圈起来的院落约有400平方米，占据了大半个路面。乍一看，就像密闭式清洁站。墙里一片参差的砖瓦房，屋顶上长着些“倔强”的野草，一口接收电视信号的“锅”架在屋顶。正因为“战略地位”如此重要，而且挺立了7年之久，甚至“被遗忘”，张氏夫妇才被人称为京城“最牛钉子户”。与一些“钉子户”“损伤”的是开发商的利益不同，张长福损伤的是公众利益，因而，他必须面对公众。

“愤怒不已”的司机们
　　今天早上8：30，记者在张长福家外面看到，一辆966路公共汽车艰难地斜横在马路的中间，虽然周围的小轿车喇叭响个不停，但它还是花了将近15分钟才拐过这个弯。而直到9点以后，这段路才渐渐开始通畅。
　　“从周一到周五，这里就像一个停车场。在早晚高峰时段，常有上百辆汽车堵在这里。”在不远处曙光西路的十字路口卖水果的商贩反映说。
　　简单算笔账，以通畅时每分钟通行60辆车来计，在正常情况下，这个路段2小时内会通过7200辆车。而每天早、晚高峰时段，该路段至少有2个小时的堵车时间。这两小时内，本应通过的7200辆车会因堵车而耗费一笔经济成本。
　　根据去年年底《2009福田指数——中国居民生活机动性指数研究报告》，目前北京居民拥堵经济成本为335.6元/月，这7200辆车的车主每天的拥堵经济成本约为79200元，而每月则高达240万元左右。如果按照原先的设计，没有张长福家堵道，这样的经济损失本是可以避免的。这还不包括到此路段因8条车道突然减少为2条车道，车辆缓慢行驶耗费的大量成本。
　　不单是开车的人路过此路段“愤怒不已”，旁边国际村的底商也因为出行难遭受着损失。临街边近2000多平方米的空铺都没有租出去，玻璃窗上还写着招租电话。房屋中介我爱我家国际村店职员介绍说：“从我们开业以来，这些底商就空置，快一年了。”据了解，这里一个600平方米的店铺每月的租金是10万元。
　　除了这些粗略推算的损失，还有更多的隐性损失——周边环境的污染、投资环境的恶化以及政府形象的大打折扣等，无疑都是非常巨大的。
　　如今，乡政府、市政部门等并没有和张家就拆迁补偿达成一致。从现在的情况看，要考虑和评估的似乎不仅是张长福家应该得到多少拆迁款，它还关系着大量群众与社会的公共利益……周围的商铺本应该生意兴隆，却因为门前不该有的一片墙而生意惨淡；上班、上学路过赶时间的人，狭窄的道路却让他们迟到……他们的损失，谁去评估？

非议和压力中的7年
　　当事人张长福夫妇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压力中。“早上听着车声醒，晚上听着车声睡。”刘英说，他们早已习惯了道路拥堵时的车喇叭声，甚至也习惯了因为房屋占道周边居民对他们的非议。

张长福家对市容市貌的影响是明显的。
　　“2005年以前的曙光西路‘机非混合’，一到阴雨天，泥泞不堪。2005年开始修这条街，原本是好事。但是，修到十字路口就修不下去了，破破烂烂撂在这，真是影响市容市貌。”家住曙光里小区的赵大爷站在12楼，指着楼下那一片平房说。
　　在曙光里小区的顶层俯瞰这家“钉子户”，红色的屋顶就像城市的“青春痘”般刺眼。
　　其实，不仅周围的市民对长期没能解决张家拆迁、影响城市面貌感到“不舒服”，就连当事人张长福一家也显得很无奈：“因为我们的事情，给周围邻居的出行带来这么大的不便，我们很愧疚。”张长福说。
　　在这片围墙内，一住便是7年多。他们的日子过得很难受。这对夫妻用“凑合”来概括这7年的生活状态：“尝尽了‘酸苦辣咸’， 唯独不知‘甜’的滋味”。
　　夏天热时得开空调，但是机器老化不好用；冬天冷时靠电暖器取暖，可是墙壁四面透风；娱乐靠遛弯，没有有线电视，即使自己买了个“锅”，但老是收不到信号……
　　7月13日，记者站在张长福家的“客厅”里，脑袋几乎碰上了天花板。为了防止下雨时墙上掉土，墙面到处都是钉上去的木板和用透明胶粘贴着的布帘。
　　7年来，房子不知修过多少次，但布满木板和报纸的砖墙上还是有很多老鼠钻出的窟窿。在张长福家的厨房，柴米油盐都摆放在靠着潮湿墙壁的木桌上，周围苍蝇“肆虐”。
　　张长福和妻子现在都是太阳宫乡农工商总公司的待岗员工，每人每月领630块钱。
　　“我们这几年一直都没有工作，一直在纠结房子的事，也没心情去上班。”刘英说，两个月前，她才去了京客隆超市做促销员，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也不足2000元。
　　“日子过得很简单，每天两顿饭，俩人俩小菜，七八年就这么过来了。”刘英拿出自己的两个工资存折给记者看，“从来不敢乱花钱，就这样每个月也剩不了多少。”记者看了看其中一个工资存折，这个月刚取了600元，还剩33.4元。
　　坐在张长福家，记者可以听到外面公交车开过时发出的“轰轰”声音，屋里的玻璃也产生了共鸣。
　　“被”成为“钉子户”
　　张长福和妻子怎么也想不通：自己为什么就成了“钉子户”呢？
　　2002年，朝阳区太阳宫乡政府与开发商达成协议，将太阳宫乡西尚家楼村拆除新建小区。据有关媒体报道说，2003年，太阳宫乡政府第一次提出要对张长福家房屋进行拆迁，但张长福对乡里拆迁部门给出的补偿不满意，未能达成协议。
　　然而，记者在张家得到的回答却是：“除了曾给过一张评估单，没有人再来跟我们商量拆迁事宜。来的拆迁办人员只是说了解情况。”妻子刘英反映说，2003至2006年这段时间，开发商拆迁是用到哪里，就拆到哪里。可是到了2006年，等周围的村民们全都拆迁完了之后，张长福才发现自己这块地开发商不需要了。
　　记者7月初以来曾多次给太阳宫乡政府打电话询问此事，但对方表示了解此事的黄宏春副书记最近一直在开会，黄本人也曾回复短信说“最近太忙了”。故截至发稿时，记者在张长福家了解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乡政府方面的证实。
　　张长福的家就这样被“遗忘”在这里。在看似是密闭式清洁站的“钉子户”北面，就是当年拆迁后建起的大型商业社区——国际村。
　　2005年，阜通东大街曙光西路段开始了道路施工，整条马路在2007年竣工。但因为张家没有搬走，曙光西路工程事实上还没有完工。而这间没有被拆掉的老房子，成了路中央醒目的“钉子户”。
　　张长福也曾经问过市政部门他们家该怎么办，当时对方的答复是情况“已经上报”，但直到路修完了也没个结果。
　　7月5日，朝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在提供给记者的《关于阜通东大街拆迁滞留户有关问题的情况说明》中提到：“拆迁期间，两户因买卖农村宅基地房纠纷，影响了拆迁进程……长期以来，拆迁人一直保持最大耐心，不间断地做被拆迁人的工作，但不能满足被拆迁人的过高要求。”
　　结束采访时，张长福对记者说：“我们很愧疚，但是真的不知道该找谁去解决问题。”

    这么多年以来，人们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种经验，就是每当媒体在关注一个拆迁事件的时候，往往这个事是跟强拆联系在一起的，房主经过苦苦央求之后，我的房别拆了，但结果是必拆无疑，非拆不可。今天我们关注的这条新闻，却彻底颠覆了这个规律。房主也是苦苦央求，但是他央求的是求求你拆了我吧，可是这么多年了，却没有人去动它。
　　报道中提及的“求求你，拆了我！”即是日前引发舆论爆议的北京“最牛钉子户”——有网友在北京市市长郭金龙的人民网留言板上，反映朝阳区平房堵路，“好好的一条双向8车道的马路，到这里，被挤兑得只剩下二条车道。”消息一出，舆论愕然，人们冠之以“最牛钉子户”，纷纷感叹：“无法想象，首都北京也会有‘钉子户’，而且就在市区。”颇具反讽意味的是，“最牛钉子户”巍然存续数年而不倒，让人感叹，这说明北京相关部门敬畏法治、尊重公民权益，这是北京“温柔拆迁”的一个范本；当然，也有人猜测，该户户主来历不凡，资源深厚，相关部门不是不想拆，而是不敢拆。
　　如今，真相已然大白，原来户主就是普通公民，身份是农民，一月就600块。而相关部门之所以袖手旁观，不予拆除，当然不是忌惮户主的背景，而是因为无利可图——一方面嫌麻烦，一方面无钱赚，于是互相踢皮球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户主苦苦央求相关部门“拆了我”。
　　从强制拆迁到放任不拆，不管出乎何种原因，在暴力拆迁层出不穷的当下，这称得上一种进步。放眼周遭，暴力拆迁，时有发生，悲剧连绵，令人心寒。某官员就曾叫嚣：“在英国，你说不拆，任何人不敢拆你的。在中国，你说不拆，肯定把你拆了。我就这一句话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牛X！”（见3月23日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）但放任不拆，不代表就该受到尊敬，也不等于就是高尚之举。因为，此处的不拆，不是崇尚法治，而是怕麻烦，无利可图。
　　拆还是不拆，一直让人纠结。其实，拆与不拆须遵循几个前提，比如业主利益，再比如公共利益。在业主不同意的前提下，相关部门决不能强拆，更不能暴力拆迁。当然，不是业主不同意，就永远不能拆，职能部门就束手无策、放任不管。当业主的房屋确实危及了公共利益，政府就应该派人和业主真诚协商，协商不成则可以付诸法律（当然，权力不能干涉司法，得确保法律公正），而不是一拖三四五，不管不问了。日前，媒体报道这样一个值得解剖的案例——
　　成都中心城区的一块旧城片区耿家巷，当地居民首次采用“一事一选”的方式产生民意小组，决定拆迁改造重大事项，结果211户同意自主改造，但2户不愿改造。议事委员会的代表们很无奈，“给她（反对改造）打了二三十次电话了，就是不来谈。”“200多户人都等到她在呢。”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？有学者认为，片区绝大多数居民同意，就可进行改造。为不影响大局，居民之间要互相谅解，对少数人的个人利益给予保障，比如通过协商给予适当补偿。这种利益平衡，需要社区、议事会想办法做工作。如果少数人最后仍妨碍绝大多数居民的利益，大多数居民可通过法律途径索赔。（见6月17日成都商报）
　　诚然，少数居民的利益也是利益，不能忽视，但也不能无限放大，不能和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对立。无论怎么协商，居民都咬定不拆，那就需要交由法庭。具体到北京这户“钉子户”，他们已经愿意拆迁，相关部门却仍在踢皮球，这显然咎在职能部门。职能部门不管不问，就是不作为，因为这个“钉子户”已经影响到公共利益，给公众带来了不便。
　　强拆是极端，不作为也是极端。“求求你，拆了我！”所引发的公共利益之惑，实际上印证了相关部门的不作为。悠悠万事，公共利益为大，相关部门应该切实履行职责，而不能尸位素餐